前言：此文献给90年代那些投身摇滚或者喜爱摇滚的青年们，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今天已经放弃了当初的摇滚信念，只有少部分人仍然固执地做着十年前的梦；有的人表面上仍在搞摇滚，而骨子里已经市井化了；有的人虽在做着其他事情，但他们已将摇滚的种子撒在了人生的异乡……

上    海    恋    人

一

在华东师大后门的一家小酒吧里，我和“病人”乐队进行了第一次演出。昏暗的小酒吧里挤满了人，大多是复旦和华东师大的学生，还有一些搞音乐或画画的人。那时候上海正流行NIRVANA，我们翻唱的几支歌都特别受欢迎。

“病人”是上海的一支老乐队，已经有一些自己的作品。他们原先是复旦大学生艺术团的成员，演出学校指定的爱国主义、健康向上的作品。在九二年学校大学生艺术节的晚会上，他们演出了一首六十年代的西方摇滚乐，结果还没唱几句，就被愤怒的校团委书记－－一个比他们大三四岁或四五岁的共产党员，在上千学生和几个校领导面前当众赶下了台。当然他们从此就与学校的排练室和乐器无缘了。后来听说这个团委书记公派到美国进修，一去不返。

九三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未参加国家分配，凑了点钱在复旦留学生宿舍的边上开了 “黑曲” 酒吧。  这可能是上海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同时也是他们排练和演出的场所。“黑曲”这名字可能有些阴沉，其实他们都是很爽朗的人。只有在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才是痛苦的、悲伤的、绝望的。

这种痛苦、悲伤和绝望让“病人”赢得了不少女孩的欣赏。梁艺便是其中之一。她是中文系的才女，比“病人”低两届。

二

我是九六年夏天认识  “病人” 的。   那时我作为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的DAAD奖学金生刚到复旦不久，上海的一草一木、一点一滴都激荡着我的心。

确切地说，我只认识“病人”中的三个。主唱和节奏吉它肖勇，他是上海的嬉皮，喜欢穿花衬衫，演出的时候总是赤着脚。主音吉它李剑，他的灵感象他的人一样，清秀隽永。贝司SAINT总是笑咪咪的，似乎让人看一眼就知道了他的一切，以至于两年后我回到了德国才突然想起来，我还从未问过他的中文名字呢。他们的鼓手和一个法国女留学生结了婚，在法国乡下经营葡萄园，写信到上海说，他已经在法国“安享晚年”了。

我叫丹尼尔，原是柏林一个朋克乐队的鼓手，在上海的两年我是“病人”乐队的鼓手。

三

上海的夏天闷热难当。我们四个人汗流浃背，在“黑曲”巴掌大的地方里排练自己的作品。

留学生宿舍的东面有一所中学。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不少单位和学校都“破墙开店”，以获得经济效益。这所中学也沿着围墙搭了一排方格子状的简易房，出租出去开了饭店、酒吧或小百货店。一九九六年的上海，酒吧已经多如牛毛，其中一些因为有“小姐”的缘故，生意特别红火。“病人”的鼓手走后，其他三人勉强维持着“黑曲”，他们举办摇滚晚会、话剧演出、艺术展览或者诗歌朗诵，参加的对象主要是学生，没有什么消费能力，留学生虽然也经常光顾，但他们的消费能力根本无法和那些公款消费的官员和经济新贵族相比。而后者是不会来“黑曲”这种地方的。

突然门一响，进来三个年轻的女孩子，其中一个抱着一只长毛波斯小狗。她们朝我们点点头，径直走到吧台后面，从饮水机里倒了三杯纯净水，一边喝一边翻阅散在吧台上的《新民晚报》和几本日本音乐杂志。

排练的结束，周围的小饭店里已经坐满了吃饭的人。三个女孩建议去四川饭店吃饭。于是我们穿过一片飘着饭菜香味的居民区，到了五角场。菜辣得让我难以下咽，但他们几个人都若无其事。钱是其中一个因打扮过时而显得前卫的女孩付的。她就是梁艺，据说是中国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之一。

我们回到“黑曲”后，一直坐到酒吧关门。

肖勇、李剑和SAINT在财经大学对门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那一带有不少未售出的商品房，房产公司以低廉的价格临时出租。但是如果房子被人买下，房客得立即搬出。一些中国大学生不愿住在学校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在这里组建了中国最早的“居住共同体”，在德国叫做“WG”。

我们七个人在那里看了一个录像，崔健的《北京杂种》。然后他们终于有了睡意，梁艺说摸牌决定谁和谁睡一起吧。大家都没异议。但有一个人得和狗睡一起。结果肖勇、李剑和SAINT各自和一个女孩进了自己的房间，我与那只可怜的波斯狗留在了客厅。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心里有一点酸涩，眼前老是浮现出梁艺那双纯情的眼睛。

四

北京一支著名的乐队出了专辑之后到上海开演唱会，我们被邀请一起参加演出，地点在淮海路上一家香港人开的迪厅。当晚的观众大多是那支北京乐队的歌迷，还有一些本打算来跳舞而略显失望的客人，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演出的结束。有不少客人则干脆一走了之。我们受到的冷遇与那支北京乐队造成的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我们漠然的观众当中，我一眼就看到了梁艺。她的鼓掌和尖叫引来了许多讥笑的目光，但她若无其事，时而喊着我们几个人的名字。我听到她喊我“老丹”。

复旦是中国的名校，我的汉语课却无聊透顶。白天我蒙头大睡，晚上则在“黑曲”坐到凌晨。

在 “黑曲” 经常能碰到梁艺， 我也不知道我每天都去那里是否是为了等她。我们渐渐熟悉了起来，终于有一天我邀请她去我的宿舍作客。

我们留学生宿舍有几个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门卫。他们一眼就看出梁艺不是留学生，从值班室里冲出来，将梁艺拖出了宿舍区的大门，并且说了一些她是妓女之类的话。梁艺坐在宿舍区墙外的灌木丛旁，无声地哭了起来。

她说，“老丹”，对不起，我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伤害，我是为自己的同胞感到耻辱，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耻辱。我告诉她，这没什么，我一如既往地深爱着上海，如果可能，我愿意一辈子都留在上海。

她突然笑了，说，那么你应该娶一个中国女孩。我半开玩笑地说，那么你就嫁给我吧。她一下子扑在我的怀里，我们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五

后来天开始下雨了。

上海的雨夜，凄迷得让人心醉。

六

我们喊了一辆大众出租车，驶往梁艺的住处。街上仍然有不少汽车，尾灯在雨雾中划出飘摇的曲线，荡曳着我的心。

路旁的大排挡都搭起了防雨棚，坐了不少吃夜宵的人，主要是深夜不归的年轻白领和在建筑工地上二十四小时轮流施工的外地民工。我在车里仿佛也闻到了炒面和小馄饨的香味。

南北高架上有两辆出租车撞在了一起，司机在车旁激烈地争吵着。

雨夜的上海，安静而又喧嚣。

梁艺在车上睡着了，靠着我的肩头，脸上还挂着泪痕，睡得又香又沉，象个疲倦的孩子。

她住在龙华植物园附近，是那种老式的上海民居，黑瓦的房顶和漆成暗红色的门窗。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和一台音响，成堆的书和磁带、CD让房间显得有些拥挤。

天空已经略微发白。梁艺问我困不困，我说不困。她说，那我们去植物园散散步吧。我点了点头。

植物园还未开门。我们找了一个早点摊，买了两碗豆浆、两根油条和两个糍饭糕，坐在长条板凳上吃得津津有味。街上渐渐热闹起来，行人、自行车和机动车交织在一起，混乱而又有序。脚步声、说话声、自行车铃声和汽车喇叭声汇成了上海动听的晨曲。我望着身旁慢条斯理地吃东西的梁艺，我望着身旁轻声细语地给我讲龙华旧事的梁艺，我突然感到，在德国的二十几年，我是多么地孤单和冷清。

“你看”，梁艺指着不远处的龙华古塔说，“它是我的‘上海恋人’”。

七

那以后的每个周末，我几乎都是在梁艺那里渡过的。

梁艺的母亲是到浙江插队的上海知青，与梁艺浙江籍的父亲结婚之后留在了当地。梁艺考大学的时候，按母亲的心愿到了上海，按自己的心愿进了复旦中文系。根据政策，她毕业后可以留在上海，但她为了抗议学校开除一名怀孕的女生，拒绝参加学校的分配，结果户口被打回了原籍。

其实梁艺并不认识那个女生。她认为“怀孕”的女生本应受到学校和政府的保护和帮助，因为“怀孕”而开除一名学生是违背人道的做法。她告诉我，中国有不少女大学生因为违反这一条规定而被学校开除了，她们被强迫改变了人生道路，许多人从此失去了一生的幸福。她希望以后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帮助这一类学生。

“可是一个人的青春和幸福能够重新找回来吗？”梁艺望着远方，陷入了沉思和回忆。

“我爱复旦，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复旦，我一声中最珍贵的许多东西留在了复旦。虽然复旦也给了我不少伤害和羞辱，但是我从中获得了一种力量和勇气。我意识到自己不能过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我还要斗争。我的斗争就是我手中的笔。”

“我是同学当中最后一个离开复旦的，六月的上海火车站站台上洒下了我们无数送别的泪水。每年梅雨季节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毕业的那段时光。当我提着行李踏出复旦校门的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把所有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身后，我再也不年轻了。”

“我从上海东北角的复旦搬到了西南角的龙华，是因为我们班级去烈士陵园扫墓的时候，我看到了龙华古塔，那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要住在这古塔的旁边。”

毕业之后，梁艺一心扑在了写作上。仅靠写作，她还无法维生，因为她的许多作品不符合宣传的需要，很少有出版社愿意为她冒险。有几家台湾的出版社愿意出版她的作品，可她认为“那里没有合适的土壤”。

梁艺的英文非常好，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她读的都是原文。她给一些报刊杂志翻译文章，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

当别人问她为什么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认真地说，因为她想出国，而我想留在中国。

她眼睛近视得比较厉害，背也微微有点驼，她穿的大部分衣服还是中学时买的。她经常故意显露自己的“不足”，而我认为这是她对生活的讽刺。她有时认真，有时随便；她有时安静，有时吵闹。在种种表面之下，她的魅力象广阔的天空，象无边的海洋，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深深地被她吸引着。如果汉语里有一个词能形容我对她的爱，那就是“刻骨铭心”。

其实我们俩从未提起过“爱”这个字眼，还有“温馨”、“甜蜜”、“柔情”之类的词汇。它们对梁艺来说，是语言的弱者。玫瑰、时尚、午后咖啡、生日聚会，这些东西都于梁艺的生活无缘。每当有人在她面前称自己为“另类”或“非主流”，她都会笑得弯下腰。

八

九七年夏天，跟我一起来上海的德国同学都回国了。我找了个理由，将奖学金延长了一年。其实我的奖学金基本上都被我在“黑曲”喝了啤酒，而我的汉语也大多是在那里学的。

梁艺去了香港，参加那里的一个文学研讨会，我和“病人”则忙于各种地下摇滚演出。我称它们为“地下”，是因为这些演出都没有报酬，不带商业色彩。肖勇他们从财大对门搬到了五角场以北的中原地区，那一带几乎全是新居民楼，偶尔能见到几幢汪精卫政府留下的老房子。

每次演出都能认识一些女孩子，有大学生、公司职员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教师，也有欧美来的留学生，肖勇他们的新居变成了“爱的乐园”。有时大家海阔天空神聊一番，有时一句话也不说，他们三人就和那些女孩子进了自己的房间。客厅是属于我的，但我总是让那些留在客厅里的女孩子们失望，她们怀疑我有什么问题，给我起了个讽刺性的外号－－花花公子。

在中原的时候， 我这个 “花花公子” 主要是靠一堆盗版光盘来打发时间的。有时我只是坐在播放着VCD的电视机前，抽着“凤凰”牌香烟，喝着“上海”牌啤酒，对于演的是什么内容，我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

梁艺终于回到了上海。我是在“黑曲”碰到她的。

九

九七年秋天到九八年夏天，我们游历了许多地方。

苏州的寒山寺，杭州的西子湖，镇江的北固山，绍兴的青藤书屋。每一个地方都联系着数不清的诗词文章，我们俩仿佛漫行在几千年的历史之中。

在九华山，我们看到了成群的寺庙僧院，成群的善男信女，梁艺带着我吃遍了每一家素斋馆的罗汉面。在歙县，人们正在拆一段古城墙，准备盖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梁艺坐在许国牌坊下面，久久没有出声。在黄山的光明顶，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金庸的《倚天屠龙记》。 在南昌的藤王阁， 她动情地给我念“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黟县的明清民居，武汉的黄鹤楼，迷雾浓锁的山城重庆，冰封千里的雪城哈尔滨……，东西南北，洒下了我们无数的欢笑和泪水。

上海周围的水乡古镇，是我们周末常去的地方。

一个细雨蒙蒙的星期天，我们徒步去了周庄和同里。暮春的江南，田野里开满了大片黄色的油菜花。我们浑身淋得湿透，脚上磨起了无数的水泡。

而夏天终于到了。

在华东师大后门的一家酒吧里，我和“病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演出。

两年的时间里  ，  我们共排练了十六首歌。  它们记录了我们两年里的生活，记录了上海两年里的变化。热闹的观众群里，我一眼看到了梁艺。她站在前排的角落，不声不响，一动不动。

肖勇几次唱走了调 。  不太喜欢表现自己的李剑反常地弹起了大段快速的SOLO。只有SAINT的贝司还象往常那么凝重，平稳地托着整个乐队。我感觉自己象一台机器，手脚僵硬而机械。在上海两年的生活，象静止的相片，一幅一幅在我眼前闪过：复旦的草坪和大理石毛主席像，五角场的小饭店，外语学院的圣诞舞会，同济的学生食堂，外滩的群众演出，人民广场的喷水池，瑞金路上参天的法国梧桐树，淮海路上的时髦男女，华东师大的丽娃河，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夕阳下龙华古塔被染得一片通红……我的耳旁又响起了人流声和车流声，我又闻到了豆浆和油条的味道。

鼓点和音符，象夏日午后的雷雨，一阵阵地倾泻在我的心头。

十

回到柏林之后，我和梁艺从未打过电话，也没通过信。

夜里我常常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抽纸卷的烟，慢慢地喝着啤酒。

偶尔从朋友那里能听到一些梁艺的消息：她的某篇作品又引起了中国文坛的轰动；某个西方国家给她提供奖学金，被她拒绝了……

九九年的冬天 ， 柏林下了几场雪。 一个在上海认识的中国朋友来柏林看我，顺便捎来了梁艺送给我的她刚发表的长篇小说。白色的封面上是梁艺垂着眼睛的照片，龙华古塔孤独地矗立在她的身后。封面的右上角印着四个粗体黑字－－“上海恋人”。

隐隐约约， 我仿佛又听到一种声音， 闻到一种味道， 若有若无，若隐若现。